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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碎的時間

我們習慣了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媒體。這似乎是每個亞洲新興大城市的特徵，比起倫敦、巴黎等歐洲城市，遠勝一疇。閃爍跳躍的巨型螢光幕，不斷重複的音樂、財經報導，大街上莖連的霓虹牌匾，沒有人可以避開，沒有人可以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就連在大廈電梯的按鈕上面，也有一個小小的視頻，提供各種財經訊息，或者酒吧廁所的鏡子也有浮動的產品電子海報告訴你哪隻避孕套最好用，更不要說巴士上的吵鬧視訊，手機根據全球衛星定位突然傳來的文字短訊以及視頻廣告，我們的生活沒有一個地方不被侵蝕。

過慣了田園式的生活，每次回到香港，我總不能集中精神。這些媒體不再等待我們去看、去聽，而是在我們沒有允許的情況下闖進我們的生活，像一個個緊握的拳頭，將時間打得四分五裂。時間？我們一早就失去了「自己」的時間，它曾慢慢地被同化成鐘表的刻度，生活變成了時間表。起碼我們依照電視節目表和報章的線性演繹。但我們還能一方面努力地遵循著時間線性的運動，一方面在秒針細微的停頓間追尋屬於自己的時間。

但在媒體無所不在的今天，我們甚至已不能自主地去決定這些刻度化的時間了，時間被撕碎，散佈成一個個拓樸學的模型，像天女散花，這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美學。但時間並沒有失去它的方向，撕裂的碎片凝聚在一起——資本主義的憧憬。那種美學，是我們自己時間崩裂的快感，是都市高速發展的快感，是財經指數物質化的快感。消失的東西已經沒有被質疑，我們只慶祝這種快感，跳躍的媒體，跳躍的都市，無處不在的美學。

(二)文化工業的美學

在亞洲，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無論數量或者理念都如科技園一般的文化發展區域，其中一個還沒有建成的叫「西九龍文化區」。我時時在想，那會是怎樣的景況？會是北京的「七九八」或上海的「一九三三」，還會是巴黎的「龐比度」或倫敦的

「Tate」？但以香港外望神洲，內望地產商的傳統，多數都是後者吧？

在內地所謂文化和商業的結合已經發展出一套固定的美學範式。共產時期殘留的建築物，精致簡約的酒吧，簇擁的主題餐廳，以格調主打的燈光和室內裝修，飄渺的雪茄煙圈，色彩艷麗的探戈，當然還有一系列的展覽館、書店，在室內設計師、建築師、藝術家的手下製造出來的氣氛以不單在刺激消費，而且在塑造一種以文化為消費同時以消費為文化的主體。

幾年前，當我首次踏步「七九八」，我覺得那很cool。那些影象和聲音，也是我所說的無處不在(ubiquitous)的媒體，它們不再處於前文提及的媒體機械或物質的框框裡面，不再是靜止的符號。它們在推動著我去進入某種氣氛，以及它的文化，就好像是一個宗教儀式，不同的是我不是去把握「神」，而那一個我們叫「文化」的東西，不是「中國文化」的「文化」，而是「文化人」的「文化」。這些媒體，己不再只是一種表象，而是自由呈現(appearance)和劇本(play)，它超越了景觀(spectacle)，我們無法敬而遠之。這些媒體並不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它們並不是劇本的一部分，而是它們本身自然地拼湊成劇本，它們並不是暴力地去規範我們的注意力，而是有彈性的、溫和地將我們納入劇本中去，變成一個個新的主體。

(三)缺乏虛擬的真實

誰決定了城市美學？當城市品牌成為現在珠三角的熱門研究項目，我們不能不問到底誰決定我們的土地。正如香港的大型清拆項目將歷史移為平地，然後由地產商割地分候，我們的景觀、視野便被決定了。而美學的政治性便在於，為甚麼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都是這些而不是那些？

我們能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嗎？中國藝術家曹菲在Second Life(SL)創建的「人民幣城寨」(RMB city)將中國帶進虛擬世界，組織了一個國際性的團隊，重新去構造中國的城市美學。如宣傳的視頻所見﹕一個熊貓被吊在起重機上，旁邊工廠的煙囪噴著猛烈的火焰，天安門廣場被成一個池塘，水幽幽地流過大門，而毛澤東的肖像在河水中上下浮動，河岸上貼著「和諧社會」的標語，鏡頭一轉，無數船隻在海面上馳騁，高樓大廈簇擁而立，高速公路上車水馬龍……

「人民幣城寨」是新媒體藝術的一個大項目，每個人都可以參加建設他們想像中的城市。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可以見到當今中國的發展，它們是無法否認的事實。這也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參與者可以加入去興建鄉村、城市以及各種設施，那裡沒有黑箱作業和陰謀政治。如曹菲在一個訪問中所言，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缺點，同時我們受共產主義的啓發，共產主義是烏托邦，而SL是「e托邦」，它讓我們看到真相。我不知道看到這真相有多重要，但我相信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太多真實(actual)，沒有多少虛擬(virtual)，缺乏虛擬的真實，是乏味的荒漠，那裡沒有可能，沒有未來。

(四) 網民和網絡的悖論

早在十多年前已有「網民」(netizen)一詞，指的是web user，即上網的人。以此算來，今天香港的網絡覆蓋比例尤勝美國，起碼七成人都可以稱自己為網民。但近來看中文傳媒的描述，網民兩字似乎已遠非如此簡單，如汪明荃和「網民」爭執，「網民」發動將「好戲量」踼出旺角，「網民」二字讀起來好像和公民黨、民建聯等一樣的黨派，或有出戰下屆立法會選舉的可能。甚至有人事後說，香港網民不夠團結，需要成立組織云云。

「網民」的團結和「網絡」的分散兩者卻相映成趣。互聯網的發明是一個網絡從中心化走向非中心化的過程，一方面是基於政治、經濟上的需要，另一方是科技發展的結果。或者如互聯網先驅Paul Baran的分法，網絡走向由「中心化」(centralized)經「非中心化」(decentralized)，直至現在的「分散」(distributed)。然而互聯網的成功並不只是技術、經濟上，更重要的是互聯網完成(complete)了人類歷史上的組織美學，即是每一個個體的連結並不是基於結構上的協定，而是遵循溝通協定。網絡的精彩之處是它容許分散的個體互相溝通，而不去統一個體，就算其中一個個體不能運作，網絡也不會因而癱瘓。

以上的論述已經不是新鮮，然而網絡一詞在香港似乎只停留在「用」的層面，也即如電話般的溝通工具而已。網絡本體上的力量卻沒有被發掘，要知道只有這個「不團結」才能發生最大的力量，「不團結」並不表示沒有溝通，而是不同的個體可以隨時聚在一起，隨時解散。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的抗爭美學也是同理，抗爭者根據自己的目的分成一個個不同的團隊，抗爭之後散去，留下的是一個「姿態」，而這個「姿態」遠比維持三個月而且不斷內鬥的「團體」更具影響力。

(五)「網民」和後現代

你是網民嗎？當網民變成一個身份的時候，我們便很難對號入座了。然而「網民」這個被建構出來的組織或身份，其實代表了我們對「代表」的需求，特別傳媒的報導總需要依賴所謂有權威的「團體」，所以我們見到的不是高登或Uwant論壇的某網友說甚麼，而是「網民」云云。「網民」，在這個情況下，如同外星來的生物，棲生在一個叫「互聯網」的星球上，他們時常被觀察，言論時常被盜竊。有趣的是，在國外的報章，卻很少見過這樣的「網民」報導。

同時某些網民對組織的需求，似乎跟年來香港興起的結社有共通之處，也即如何將社會潛伏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不妨以青年智庫Roundtable的口號「in diversity, we united」和前文所提及的後現代網絡美學作比較。「多元化」容易理解，即容納政治光譜中左中右的人物，但「團結」便吊詭了，因為「團結」可以有多個解讀，其一是團結力量，力量一團結「多元化」便多數夭折，其二是任由「多元化」各自發揮，但這樣一來很結構性的團體便很無謂了，相反一個更具彈性、更鬆散的組織反而更適合。

曾有文章提倡現在智庫的setting應該後現代，要像王家衛的電影。因為王家衛的電影裡演員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或演繹卻能發揮個人力所不及的潛能(但根本上當一班人在一起演繹時，通過互動發揮超乎個人力量的表現似乎並不是件很驚奇的事)，然而這聽起來有如王導演控制了一切的管理方法，連現代的行列也排不上，又怎樣叫後現代呢？我對智庫內部運作不清楚，更無心批評，只是籍此解釋網絡美學罷了。

(六)網絡和遊擊戰

我曾在王慧麟嘔心瀝血編出來的學術刊物《本土論述》問及社運是否應該放棄代表式、工會式的制度，而尋求一種新的組織模式？一直以來我們似乎有一個虛構的信念，即團體好個人更好，如「國家好香港更好」。但當一個組織成立之後，政治便開始被行政主導，猶如今日特區政府企圖以spin doctor的公關技倆取代政治。而且組織也會因規則化變得笨重，缺乏靈活性。

網絡式的抗爭作為對付資本主義的戰略近年來備受左翼學者重視，其指導思想則是毛澤東的遊擊戰。遊擊戰的好處是它可以隨時集合，隨時解散，而且幾近隱形，敵人無法辨認。尤其是在今天我們連「誰是敵人？」都搞不清楚的時候，遊擊戰更趨重要。在雷曼兄弟宣佈破產的當天，我的好朋友，一個很勇敢的芬蘭女生和她的朋友們很ad hoc地將一條「close down the global casino」的banner帶到倫敦的交易所示威，如果在香港你的團體想將banner掛到聯交所對面馬路的欄杆，則需要層層的申請，最後多數被否決。遊擊戰並不是網絡的隱喻，相反它們是一脈相通。七十年代的意大利autonomists及現在當紅的哲學家如Tony Negri和Bifo等，都試圖在新媒體中找到新的希望，而更重要地是如何在科技發展中找到一條出路，而不是西方形而上學終結的崛頭路。

當然有人會反駁這些抗爭似乎沒有甚麼影響力，但仍以舊得有點褪色的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抗爭為例，其影響力持續至今。意大利哲學家Giogia Agamben在寫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時，指在新世紀的抗爭中更重要的是姿態(gesture)而非即時的成果，這些姿態會被模仿，會被放大，如果我們同時視社會為一個大網絡，這些姿態不會消失，反而像幽靈不斷地回來。

明報‧租界(7/10-11/10)

(七)控制與存在

google和yahoo等互聯網巨頭對數據的收集和控制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特別是yahoo接二連三地涉及將中國異見份子的通訊交給中國政府之後，數據保護越趨重要。雖然大家都很擔心這個問題，但相反地是網上數據生產的速率和數量都節節上昇，這也是web2.0的重要特徵，即由使用者直接生產數據。而在數碼時代，誰控制了數據誰就有實力。

「控制」二字在字面上同時意味著暴力和物化，人和物無異都變成由數字所構成。這個被數字化的過程中，無疑帶來了快感，這種快感可見於速度和效率，也可見於物質的消失和轉化。相信今天我們雖然懷疑google但依然會將其設置為瀏覽器首頁；我們也越來越欣賞八達通一卡多用，即可乘車也可付款；電子身份證如是，出入境快捷而且用途廣泛。而人的存在也和這些科技建立了直接的關係。

根據希臘神話，人類獲得科技是巨人普羅米修斯和弟弟厄庇米修斯犯下的錯，在厄庇米修斯的請求下普羅米修斯將技巧分給萬物的任務交給了弟弟，但厄庇米修斯將所有技巧適當地分給了所有的動物之後，才發現原來遺忘了人類，他們無助地站在原野上，隨時會給野獸吃了。於是普羅米修斯從神那裡偷來了科技並將它交給了人類，人類的存在和科技隨之掛鉤。而今天，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神話真正的意義。例如我曾因為沒來得及申請電子身份證，結果被銀行拒絕服務，問題不是我沒有身份證，而是我的身份證沒跟得上最新的科技，所以我的存在變成問題。人的存在，也即時間，真正變成科技進化的時間，同時處於「控制」之下。

(八)控制與互動

人們通常有這樣的錯覺以為互動和控制無異，至少在人機互動的情況下，介面的設計就是要達到控制的目的。這個無可厚非，現在的社會稱之為cybernetic社會，cybernetic的中文譯為「控制論」，所有利用feedback來調節機器運作的設計都難免和控制有關。如上文所指傳統認識的「控制」二字指向暴力和物化，人機互動卻並非如此而已。

例如微軟去年剛推出的surface，當你把手機扔在桌子似的螢光幕上，電腦會直接連結手機的藍芽，在手機蕩起的漣漪之下，將相片全部扯到螢光幕上。桌上方的紅外線可以感應到手指的運動，將相片可以隨之旋轉、放大、縮少、移動……傳統用滑鼠控制不是已經很好了嗎？不妨用你的iphone一試，用按鍵功能滑動相片的效率應該絕不遜於用手指點觸螢幕。

不同的是，使用者和相片之間的互動開始由控制，變成了更有趣的嬉戲。而像素也開始物質化，人掀動電子相片便如日常生活和有形態的物體互動，同時脫離了形態的束縛，這個介面使我們所謂的電子物體(digital object)游離於表面(surface)和物質(material)之間。在這個情況下，互動已超越了我們平時所認識的控制，它更像是一個劇本。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互動所產生的平衡同時也是一種控制。這兩種類型的控制既可以在科技中找到，同時也可以在社會運作中找到，它們同時也標誌著法國哲學家德魯茲所說的「控制社會」(control society)的兩個特徵。(待繼…)

(九)互動的控制

「控制」是一個政府不承認的字眼，反而「公民社會」、「和諧社會」才是比較適合的代替詞語。而這兩個聽起來似乎各走一端的詞語，也只不過同一體的兩個型態罷了。在法國哲學家德魯茲一篇很含糊的關於「控制社會」的短文裡，我們大概可以找到這兩種缺一不可的模式。首先是科技所促成的控制，特別是我們對於各種設施和服務的存取逐漸電子化，個體的控制不需要好像以前那麼多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且在一個大型的系統裡，數十個程式可能用同一個數據庫，一個舉動的影響可能遠超想像。例如大學可以突然之間(或稱不稹)取消你的學生證，而只不過按一個鍵的時間，你已經無法存取多數的設施，如圖書館、舍堂……這種控制差不多是有史以來最快捷，也最暴力的手法。

另外是一種即我們在前文所提及的寓於互動的控制，這種互動的方式並不摳泥於個體和中心的溝通，而是一個網絡式的平衡。例如我們所提倡的終身學習，要不斷自我增值，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這個例子聽起來似乎有點犬儒而且可能令人反感，但這裡並不是要否認終身學習。終身學習並不是一件壞事，而需要留意的是每個人都經過終身學習來指高社會競爭力的方式，每個個體都參與生產，但不再有中心點，也不再有從上而下的暴力，同時整個系統都受益。同樣這種方式我們見諸於人類移動(human mobility)通訊協定設計，web 2.0的生產以經濟模式，以至我們所擁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

(十)從「物」出發

日前和一位朋友茶叙，談起新媒體藝術，她埋怨每次去藝術展覽都充斥著大量跟身體移動(body movement)有關的裝置，以至有感泛濫，我勸她如不滿意大可自己創作。新媒體藝術包括很多範疇，從純粹的程序到巨型的電子/機械儀器，雖然多以裝置出現。近年來因為open source的興起，有不少簡單易用的控制板可供選擇，控制程式也可以免費下載，基本上只要看一看網站的手冊，然後買一塊控制板和一些簡易的電子零件，已經可以做出許多很有趣的作品。而住在香港更好，因為有鴨寮街，電子零件又便宜，而且還有大量高手「教路」，隨便買一個大陸產的電子玩具，改一改電路，也是其樂無窮，所以理論上新媒體藝術在香港應該不會淪落到類似「幻彩耀香江」的地步。

我雖是工科出身，這樣說並不是要冒范搞新媒體藝術的朋友，相反我十分支持，因為新媒體藝術打開更多的論述空間。當然新媒體藝術依然可以追求sublime的美，機械自身便已十分精美，至少幾世紀前科學家們已將鐘表的完美的內部結構和神相比，現在用電腦算法(algorithm)設計出來的圖案也有令人嘆為觀止，例如和庫哈斯合作多年的Arup副主席cecil balmond設計的建築物便以算法為主。但更有趣的是這些人造的物體能更有力地讓我們去質疑一些既定的概念，新媒體的可塑性容許我們有更多的聯想，它們有更多的威力去說話或呈現自己。我不認同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對於這些電子物體作為虛擬物(simulacrum)的批評，相反這些物體本身就獨立存在，而且更具穿透力，或如一名德國哲學家朋友說的這些東西有它們的本體尊嚴(ontological dignity)。

(十一)「黑盒」的聯想

日前和藝術家羅文樂搞了一個關於批判「創意工業」的講座，結果可能大家都以前是講怎樣賺錢，結果並沒有多少人參加，準備了一段日子的康德、阿當諾、馬克思以及「物」的理論也發揮不了甚麼作用，以前埋怨香港沒有類似的活動，現在似乎講座多，聽眾卻又不多了。幸好討論尚好，收獲不少，有趣的是羅文樂提到漫畫家小克的一幅作品，圖中是位於修頓球場對面，和昌大押舊址旁邊的一個四方形「黑盒」。這個黑盒可以不斷更新股票訊息。羅文樂調侃說當香港陸沉之後，這個黑盒將作為此過程的記錄，時逢金融海嘯，一語雙關，變成一個嚴肅的笑話。

生活在一個高科技城市，此類物品已為常物，我們甚少去質疑到底那是甚麼東西。以海德格爾熟為人知的例子——用錘子打釘，我們都習慣了掄起手臂的動作，根不無須考慮錘子是怎麼用，直至有一天錘子折斷了，我們才會去考慮為甚麼錘子是這樣用的。以「物」作為出發點能為我們提供一個超出「使用」思考路徑。這樣一個「黑盒」位於一個平常的街角，附近是球場和餐廳，似乎和財經沒有強烈的連繫，令人有點懷疑這是不是政府或某團體的新媒體裝置藝術，因為無論它的位置還是形狀都有點令人愕然。它不但標誌著金融城市的節奏(但讓你看到股票資訊是次要)，同時也在向路人宣告你的生活已經變成了一系列的經濟數字，數子的上昇和下降就好同腎上線的分泌物一樣，決定了你的興奮程度。你沒有機會逃避，但它卻有令你質疑的能力。當你質疑的時候，上面浮動的數字便會模糊起來，而這個裝置藝術便完成了它的使命。

(十二)新媒體幽靈

轉眼到了最後一篇，這十多篇短文的寫法都似乎和編輯所要求的大相徑庭，在此謝過容忍。這些文章都有意去突破主流的思想框架，放棄在「使用」、「影響」、「政策」等現象去思索新媒體，而是從「本體」上去思考其存在。雖然從資本主義、神話、美學、藝術、計算機科學、存在主義講到社會管治，也只是想提供視角和創造概念而已，而篇幅短小，本有意雕琢文字，可惜辭盡而意未及，所以只能放棄。

然而由始至終沒有提及的是所謂新媒體到底是甚麼？要定義「新」不免要區分「舊」。但分類本來就問題重重，而過度的分類不但使名詞操作困難，更會令致缺乏想像和彈性。就如同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說得多了，定義得多了，變成了一個field，雖然滿足某種虛榮感，但也使其變成一種工作，被吸納為career planning的一部分，結果大家又回到同一個悶局。科學的精神在於仔細和精確，而這也是其缺點(這也是information retrieval常遇到的難題)，然而這並不是避開不談何謂新媒體，而是指向一種更根本的互動模式，這種互動的操作也很大程度基於它的瞹味性。

但我們往往忽略了這些幽靈，因為我們也習慣了以「科學辯證」的方法去看待「物」的存在，也即「物」被統一為「性質」和「使用」。幽靈的存在是它無法捉摸，無法想像，而又無處不在。幽靈溢出了控制的想像，以及「使用」的範疇，而它們的存在和我們的存在息息相關，而從這點出發，我們或可以窺見更多的可能。欄目謂之「新媒體幽靈」，既解「新媒體的幽靈」也解「新的媒體幽靈」。

Intimacy

Jean-paul sartre

出版社﹕Panther

價錢﹕六鎊

在讀這本書之前，讀者不仿先問一問自己Intimacy的中文翻譯是甚麼？字典裡唯一比較像樣的解釋是「親密」，但意思根本無法翻譯過來。中文並沒有單一個相應的詞語來形容它的細膩。薩特的小說集《intimacy》裡收集了五個短篇故事，將存在(existence)作為現象(phenomenon)研究，雖然近年來薩特的存在主義熱潮已明顯降溫，這本小說集不但可以讓我們重溫薩特的思想，而且可以以intimacy一詞作為中西文化的對讀。

薩特怎樣去了解intimacy這個字呢？在同名的第一個故事中，女主角lulu和她的丈夫henri的關係告訴我們intimacy是一種很subtle的東西。Intimacy並不是硬橋硬馬的身體接觸，正如按摩不一定要像傳統的方法講求力度和穴位，輕輕地撫摸也足以令身體完全放鬆。Lulu喜歡henri的髒，他的內褲常常穿了幾天，直至大腿內則在內褲的邊上留下黃色的痕跡，她喜歡他身上的味道，不是古龍水，而是體味。這種intimacy是吸引男女之間的力量，這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癖」，而「癖」則是需要隱藏的，所以我們的文化並沒有對「癖」加以重視，反而日本文化裡對「癖」的理解卻表示在普及文化如漫畫、人形公仔等。另一個故事Erostratus裡，男主角喜歡看妓女脫光了衣服在房間裡走動，但他自己對性愛完全沒有興趣，他享受付錢只看不做，然後給對方留下一臉愕然。

在中國文化裡的愛情歌頌的是堂堂正正地對號入座，如「男才女貌」、「門登戶對」，夫妻之間的道德關係等，這種超乎個人存在的社會價錢，將intimacy的理解完全忽略。喜歡他不是因為他在ibank工作，樣貌英俊，而是睡覺時他總愛將你的頭埋在他的腋下，而你偏偏就喜歡那個味道；喜歡她不是因為她長得漂亮，滿身都是名牌，而是那對穿洞的絲袜不知為甚麼散放著魔力吸引了你所有的注意力。這種想法並不是在傳統中國人中不存在，而是被壓逼而無法表達。在薩特的筆下，lulu放棄了她沒用的丈夫，決定和她的情人離開巴黎到尼斯度過她的夏天，但是在應當離開的當天，她卻決定回到henri身邊，因為他的「無能」就是對她的一種吸引力，她自己的「存在」多多少少是依戀這種「無能」之上。書的副題叫「愛情腐敗的研究」(brilliant study of the corruption of love)，穿插於女人群中的薩特其實卻將這個「腐敗」指向了愛情的本質。

CUP August

大學教育工廠化

http://www.edu-factory.org/

大學教育工廠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批批的勞工每年暑假完成培訓後正式加進為資本服務的行列，所謂專業教育、全人發展以及通識教育等實則是提高價錢和時間比例的步驟。工廠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矛盾的模型，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是歷史辯證的結果，而工廠則是物質上的一個呈現。現在勞工漸漸被機器主導，工廠也美其名曰文化工業，在知識生產的年代，大學已取代工廠成為勞工和資本衝突的地點，或者說大學已成為工廠。Edufactory網站的宣言便是以此為出發點，提出思考大學教育的新方案，例如跨國界自我組織的大學等。

Edufactory有兩個有趣的討論重點，其一是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其二是大學教育的知識流動的等級制度 。第一個問題是這些知識生產的目的地到底是哪裡？在香港的大學，學系分科和社會分工相互相承，大學其中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社會培訓需求的勞工。撇開這些專業之外，大學同時提倡通識教育和全人發展，然而為甚麼需要這種教育卻鮮為被質問過。在港式的認知裡，這些額外的知識可以幫我們容易找工作，如果做推銷的工作則更完善，因為你可以跟客戶天南地北聊個不停。或者如很多專欄作家所說的，如男孩子學識好，可以增加吸引異性的機會。但這些知識的生產都指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以及競爭力，最基本的問題是除了資本之外，對知識的追求最終會帶我們到哪裡？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因為在當前的系統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進入教育系統之前已經被資本的生產所統定，我們有沒有被容許其他的選擇？

第二個問題是大學教育裡知識流動的等級制度，如學生和教授的關係，授課的形式，一開始已經假定了某個結構和認知。這個結構也決定了學生思考的空間以及對知識的認知，例如學生會認為知識應該是如此如此獲取的，這個理論的理解只可以是如此如此。這種思考的窒息，我認為和學生運動的熄滅息息相關。有趣的是幾十年前參與學生運動的人士，不少是今天安坐在辦公室裡的教授，為何今天見到一班死氣沉沉的學生卻怡然自得？因為他們已經成為了這個結構以及組織(institution)的一部分，他們已經不能離開這些有機體進行思考。今年是法國六八年學生運動四十週年，在香港最多只有載歌載舞的法國五月紀念活動，會不會突然出現某大學一個哲學系或者社會學系的學生發動攻佔學系的運動，佔領教授們的辦公室，在牆上、門上塗鴉並要求教授和學生進行學術及非學術上的辯論，以及要求改革教育系統？雖然距離零八年終結還有大半年時間，但是相信這個發生的機會大概不會比零大多少。

CUP August

從smart mob 到social mobiliy
http://www.smartmobs.com

當我們在慶祝網絡社會的來臨時，「草根革命」這個非官方的稱號，無形中告知社會的流動性只能限制在階級的對立，以及基層的反抗。這是一個很傳統的觀念，我們應該審慎考慮網絡社會的流動性和我們傳統對於社會流動的概念並不太相同。

當互聯絡開始流行時，Howard Rheingold發明了Smart mob這個名詞，意為下一代的社會革命，指人們如何利用通迅技術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聯合一起完成某個目的。這個「聯合」同時是社會性的，它並不受階級以及身份所限制，因為點和點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關係。Smart mob也意味著另一種social mobility，它並不限於「上」、「下」兩個方向，而是多維的，我們說民間記者時，這個身份並不需要和傳統觀念的「記者」身份比較，相反「民間記者」是走在另一個維度上的。它並不限於某種速度，有時甚至是即時的；它並不限於「身份」，而是「容量」。網絡社會，給予我們的並不只是物理上的流動，而是另一個思維來理解流動的可能性。

今天，香港成為全球網絡覆蓋率最高的城市，社會的流動性和網絡本體的特質卻格格不入。近期的「陳智遠」、「陳巧文」事件，足以窺見其中的愚昧之處。陳智遠由「研究助理」變身為「政治助理」，人工從三萬脹到十三萬，引來田北俊的狠批。傳統上，我們認為「上」是必要的，我們的「上」主要由金錢收入為基準，上得太快是不容許的，原因不是因為你沒有資格而是因為速度。然後問題是「甚麼為之太快」？這個速度的參照點是二十多年前學徒式的晉昇程式。說到底，原罪並不是年輕，而是速度。

陳巧文因為支持西藏自決而「上位」，結果私生活被起底。這個例子說明了「上」有一個先決條件，因為「上」必須是要看「成份」/「身份」的。陳智遠是屋邨仔，雖然是基層「下」，但這個「下」下得政治正確，完成了灰姑娘的寓言，全民皆喜。但陳巧文的「成份」則跟社會表面的道德規條不太相應，所以她的「上」是負面的。這即是說更甚者，如妓女、嫖客、賭徒一率不容許上街遊行，程度嚴重者可能被剝削政治權利終身。

這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流動性受「身份」、「速度」、「方向」所限制，然而是誰製造了這些限制？陳智遠的任命打開一扇窗戶，說明有些已經「上位」的人士意識到網絡社會的到來。然而這些風波同時也封住了一扇扇可能打開的窗戶。雖然我們不斷提醒網絡社會的烏托邦成份，但烏托邦有甚麼不好？最差的莫過於我們因為對烏托邦不真實的偏見而拒絕了任何機會。

CUP July

坦克的回歸
http://www.040607.cyberrepublic.net

這個blog是關於「六四」，但事先聲明，這個blog我也有份參與。但這並沒有構成我不在這裡介紹這個blog的理由，如魯迅八十年前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說，「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去年在倫敦邂逅正在完成純藝術碩士課程的藝術家羅文樂，因為大家都對藝術和資本主義有相近的批判，所以有時也會相聚談哲學和藝術。時近「六四」，倫敦風平浪靜，陽光普照，大學學生會大樓的門口寫著的「天安門館」也無人問津，時為十八週年，但無疑六四已被遺忘，「同一世界，同一夢想」的口號反而更多人知道。於是，羅文樂與我在一個星期之內策劃了一個工作坊和建立一個網站，希望引起更多的談論。這幾小時的談論最後演變成了一個長期的項目叫「坦克的回歸」(return of the tank)，我們寄望回歸的坦克不再屬於國家和暴力，而是每個人都變成坦克，以自己的力量和愛去改變現在的局面。

工作坊當天，並沒有多少人來，除了幾個外籍朋友之外，只有三、四名中國學生。我們播放了一些歷史片段，尤其是被西方人稱為tank man的王維林，擋在幾架坦克前面阻止它們前進。當坦克改變方向，他總相應地移到坦克前面，更企圖爬到坦克上面。其時有兩名中國內地的留學生，突然發言說這個「Tank Man」簡直是瘋狂，有精神病。我們為之愕然，幾乎連眼淚都流出來，然而又能夠理解的是﹕在沒有歷史背景知識的前提下，見到一個人站在坦克前面螳臂擋車，似乎又是真的有點奇怪。這無疑也證明了一個令人震抖的現實，政府在傳媒、科技、宣傳各方面，將人民的注意力(attention)包括視覺、聽覺，從民主、自由轉移到賺錢、建設，這二十多年的努力成效巨大得驚人。可惜的是這些海外留學生若沒有充分利用國外的資訊自由，依然堅持愛國教育，改天回國變成「海歸」後，也難免成為了建制的一部分。

這個「坦克的回歸」項目現在成為了一個與六四相關的藝術作品、寫作的archive，以及每年「六四」在各地舉辦論壇。今年的主題諷刺性地叫「同一世界，同一夢想」，以「六四」為出發點，看看這到底是哪一個世界，哪一個夢想。愛國者抑或弱智者說中國需要一個新開始，或說奧運和政治不相關，因為歷史對他們而言一點也不重要，或如魯迅所言「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不算甚麼的」。然而沒有歷史，就不可能構成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對歷史的否認，也只會使我們成為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中任由擺佈的棋子而已，要知道，「遺忘」也是一個手段。

CUP June

Learning To Live Finally
作者﹕Jacques Derrida
出版社﹕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價錢﹕十五點九五美元

當一個人誕生，然後步向死亡，最後歸於塵土，這個存在的過程可能是幾年，幾十年，或是幸運者或不幸者的一百多年。在這一段有限的時間裡，我們應該怎樣生活？當然更基本的問題是「甚麼是生活？」

已故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二零零三年的一個訪問裡提到「生活，定義上來說，不是我們學到的東西。不是在自己身上學到，不是從生活學到，也不是由生活教導，而只能是從他者以及死亡」。當時，德里達正飽受癌症的折磨，大半年都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這篇訪問在報章「la monde」發表。一年後德里達病逝，這篇長僅三十多頁的訪問出版成書，題為「Learning To Live Finally」，於二零零七年翻譯成英文。德里達的著作是出名的難讀，但這篇訪問卻十分清晰，淺易，對於從沒有讀過他著作的讀者也不會覺得難讀。

德里達的「死亡」並不僅是指生命終結，而是一種消失，例如寫完一本書後，作者消失，書便成為痕跡(trace)。然而作者的消失，書依然活著，同時書要繼續為他的讀者活下去。這兩個過程，是生存的隱喻。一方面我們的存在是歷史性的，而且是獨特的，例如德里達生於尼日利亞的猶太家庭，這奠定了他對於法國境外說的法文以及猶太教的興趣，同時也成為了他生命的痕跡；另一方面，我們的生活同時被許多形而上學的枷鎖所束縛，例如「婚姻」的概念，或者影響德里達的海德格爾、齊克果等的哲學，我們怎樣去活在這些過去中以及面對這些框架呢？

面對這些死亡和幽靈，我們大多選擇了接受或者否定，然而接受卻是被動的，正如病人接受疾病所帶來的死亡，並將之內化為命運的使然。而否定不但不能為我們帶來一個新的衝擊，而且是漠視我們的過去。在接受(accept)和否定(negate)之外，我們還有肯定(affirm)，肯定比接受更具積極性，但卻不完全是接受，而是基於批判。德里達最為人知的是「解構主義」，即是對歐洲哲學的徹底批判，然而如德里達所稱「解構」並不是否定，而是say yes。如德里達在書未所表白，「我的論述並不是死亡的論述，相反的，是選擇活著的生命自身的肯定，而且在死亡中生存，因為生存不僅是呆在那裡，而是強有力的生命」(my discourse is not a discourse of death, but, on the contrary, the affirmation of a living being who prefers living and thus surviving to death, because survival is not simply that which remains but the most intense life possible)

生存也即是和死亡及幽靈相遇之後，去肯定生命。

CUP May

文化工業的時代

brianholmes.wordpress.com

當所有人都在講創意，講藝術，講文化的時候，我們正在努力地締造一個以品味消費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而資本主義也由以前的勞力主導的工廠式生產走向以美學和智力主導的「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你可以見到品牌雜誌或者文化雜誌上關於商業品牌的打造已經由質量走向美感，特別是傳統的產業或技術的轉型，如在名設計師的打造下將瑜伽、甜品、太極、中藥甚至蝦醬變成消費美學的一部份。全球掀起的設計熱、品牌熱，在北京、上海、香港、東京等亞洲城市大放異彩，然而關於這個現像的批判卻寥寥無幾。我們熱烈歡迎名建築師如古浩斯等興建動感、閃亮的地標，我們熱烈擁戴一座座以酒吧、餐廳、畫廊、瑜伽、歌劇院為主打的複合式建築群……這是每個人都積極地投入文化消費的時代，西九龍文化區只是一個還沒有誕生的嬰兒而已。

Brian Holmes的blog 「continental drift」對這個文化現象有很獨到的批判，Holmes是美籍的藝術家、文化評論家，他現居於巴黎和歐洲重要的左派雜誌Multitude合作。他的Blog裡面有一篇文章以中國奧運口號「one world one dream」為題回顧近年來中國文化工業的成長，他將「有中國獨色的社會主義」諷刺成「有中國獨色的跨國資本主義」，這個社會政治系統不但迎合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同時也恐固了政府的專權統治。我們可以看看Holmes怎樣描述這個創意工業﹕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創意工業怎樣闖進來﹕它既不是傳統工藝，也不是現代主義者的文化工業如電影及電台，而是蔪新的、電子化專業，它們塑造了輕量的、複雜的、短暫的、不斷更新的高度媒體化城市的美學體驗。這有賴於創造了這些廣告、色彩、燈光、格調、互動電路、室內設計的專家，以及那些使燈光、格調有趣，有市場格值的藝術家、音樂家及公眾。貫穿整個中國，現在每個人都在談論創意工業，北京已經為奧林匹克就署，上海則為世博努力，而珠三角則發展全新的市中心以及文化設施以扭轉世界工廠的現狀。這個新「新經濟」的利益在管治的層次由一隊到北京出賣技巧以及重塑自我的外國顧問維持，然後再由專業雜誌放大並回流到西方，如「fast company」在二零零七年中就刊出了特稿「中國的新創意階級」。正如雜誌的名字，這種文化由能夠加速比賽的年輕人高速生產。從這點看，它和科網熱潮無異。正如一名二十五歲的電腦程式員向告訴研究者Andrew Ross「中國是一個很擁擠的國家，而上海並不是你能輕鬆的地方。甚至當我想輕鬆下來時，我可以感覺到經濟在我的背後奔馳。」能跟經濟賽跑，能在它的跟前起舞、旋轉、閃爍的藝術，正定義了這個創意工業。」

一幅「六四」的畫作座落在北京大山寺的七九八工廠裡，失去了它的政治動機，變成了純粹的金錢交易，這就是文化工業將中國政治中性化的未來。相反，籠罩在創意工業陰影下的香港，因為政府、藝術團體等因素的影響下，文化生產不能有效地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部分。自稱為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拋棄了曾是弗利民(Milton Friedman)寵兒的香港，遠望神州大地一個個勃起的創意城市，帶著一絲笑意，在那裡他們看到的是文化作為消費的美學，看不到的是文化作為美學的消費；看到的是全球化下流動的貨幣河源，看不到的是被吞沒了的文化和藝術。

CUP May

http://shapes-of-things.blogspot.com/

Thing 和 object的漢語翻譯一樣都是指「物」或「物體」，「物」在漢語指的是「人以外的具體的東西」。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為甚麼英語有thing和object，德語也有ding和gegenstand，但漢語卻只有一個「物」？二十世紀的現象學，尤以海德格爾對「object」的批判最為透徹(我們也可見於福柯michel foucault對知識論的批判)，海德格爾認為德語是唯一的哲學語言，因為德語中的字詞可以追溯到和古希臘文相通的源頭，例如gegenstand，可以分拆為against stand，表示當我們將「ding」納為「gegenstand」時，人和物之間的距離更隨之拉開，我們再也不能體會到「ding」和人之間一開始的關係。

如果我們是中國文化foundamentalist，我們或可以申辯中國文化對「物」的關係一開始就是西方二十世紀的新發現，尤見於道家天、人、物合一的觀念。西哲自笛卡兒之後，主體的人和客體的物變成了兩極，為西方科學奠下基礎，也成為後現代理論的批判對象。再從字源說，《說文解字》中指「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牵牛，故從牛」，物之從牛和農業社會相關，這也可以解釋中國文化對物的理解有異於西方的科學理性，從而沒有發展出高科技。但奇怪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對「物」卻進行了瘋狂的剝削，例如環境破壞、浪費等，這個反差岂非可笑？

Shape of objects的作者是芬蘭的作家Susanna Laaksonen，她嘗試在「物」(object)的思考中開掘出一種新的知識，例如對她而言一個杯子是「hold things/ like water
or desire/ which ripple/when held，it is good to be a cup/smiling hotly/with stains reminding of/yesterday’s radio」。讀者可能會說這個很簡單，我和我的杯子有特別的經歷，自然有感情而不捨得丟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對這隻杯子的尊重並不只是因為它是我的杯子，而是作為一隻杯子它所擁有我們未知的記憶和感情。在她談書架設計的文章裡，第一個問題是，當書放在書架的時候，書會不會很開心？書會不會開心，而不是書架看起來好不好看、實不實用。怎樣去理解書開不開心呢？因為書有自己獨特的位置，它不是一隻杯子，也不是一個蘋果，它需要不同的對待。

對「物」的反思，是近幾十年來西方哲學發展的重點之一，這個趨勢似乎和中國文化的發展有點背道而馳。自從十九世紀末中西合壁成為口號之後，我們提倡的中西合壁其實相當表面化，以醫學為例，中西合壁只是器具化地在草藥針灸上加上西醫元素，或將中醫科學化(例如中草藥化學成份分析)。然而我們對「物」(舉例包括石頭、鳥獸、機器、身體)的認識卻幾乎本末倒置，這不單是個笑話，而且是沒有高潮的悲劇。

  我們的社會除了幾十億個體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組成就是公共和私人機構。這些機構從官僚到社區組織，形成一個個樞紐，維持社會的運作。同時這些組織的運作卻 往往像一個黑盒，我們只知道它的外表，而不知道裏面的秘密。生活在秘密裏面的人，卻永遠也要對秘密承諾，要不然便是叛徒。我們可以想像社會為許多大大小小 的空間的聯結，我們的私人空間，組織的空間，國家的空間，物理上的空間。
    這些空間即存在著競爭，也有合作。小的、私人的空間不斷被侵佔，同時被生產，而大的、所謂公共的空間便依靠這個動態(dynamic)生存。我在這裏並不是賣弄抽象的邏輯，而是想以空間為切入點來研究網路社會的各種現象。
    在強權的國家，小的空間幾乎全被孤立，其他的機構的空間卻幾乎變成黑盒。當我們擁有網路，以為可以通行無阻的時候，卻發現在空間的連結過程中我們必須通過無數的黑盒。有沒有辦法繞過黑盒？更甚有沒有辦法破解黑盒的神秘性？Wikileaks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Wikileaks，直譯為「維琪洩漏」，以維琪百科的方式運作，收集全球各國外漏的秘密檔，將其發表在網站上，網站聲稱採用了各種加密的自由軟體及自 己開發的技術，使洩密者不留痕跡。Wikileaks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成立，網站指主要想使還遭強權統治下的亞洲地區、前蘇維埃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及 中東曝光。組織既有異見人士，也有人權組織、網路工程師、網路安全專家等。網站在兩個星期內搜查數量從每天八個增至兩萬個，組織聲稱至今已收到一百二十萬 份秘密檔將陸續上載。這些檔中包括美軍關塔納摩（Guantanamo）監獄對囚犯的處理方式，而美國軍方對此曾多次矢口否認。包括瑞士銀行Bank Julius Baer客戶的檔案等，因此Wikileaks被告上美國法庭，功能變數名稱也一度被取消，然而在二月二十九日，法官考慮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容許 Wikileaks重新使用該功能變數名稱。
    我們可以將這一個現象稱之為草根革命、權力顛覆，然而這個web2.0的基本概念已無法幫助我們瞭解這個新媒體的複雜性，除了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的角度外，如上所述我希望以空間來思考這個現象：
    一、Wikileaks將組織的概念打破，首先組織內部運作訂下的協定被打破，其次不單在私人機構的層次，個人也通過這個新的管道將所有空間都連結在一 起。這是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必須認清楚組織對內部資料的保密並非全都是壞的，例如保險公司對客戶的承諾，員警對證人資料的保密，這是倫理上的問題。當瑞士 銀行的客戶資料被公開，我們根本無法去判斷對錯。在Wikileaks最新的檔裏，有多封英國Kingston大學就一名女士偷錄聽證會發出的警告信， 但上載者並沒有任何說明，這也使文件處於相當私人的性質。附帶一提，當香港明星陳冠希和多位女星的裸照出現在網上時，我們陷於道德的掙扎，事情的好壞根本 不是兩元對立。
    二、Wikileaks將秘密公開化，擴大公眾知情權，這對於改善國家的民主、管治的透明度有所幫助。而且我們相信資訊自由對於文化、經濟、政治發展有很 大的影響。我們不妨想像這種資訊自由（以洩漏為主）促成的公共空間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空間呢？義大利學者Paulo Virno在《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一書中提出在現今以智力和溝通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和勞工都趨向共同(common)，但這樣的公共化，並不一定會創造一個供政 治討論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反而可能會產生反效果。我們不妨思考一下Wikileaks的現實問題：其一，誰來核證這些資料的真實情況？其二，誰來負責這些資料的真 實？答案是Wikileaks將責任交給了大眾。我想指出的是，我們處於一個奇怪的空間，這個空間的存在，是不能核實、驗證的，而這個空間並不存在面對面 的政治討論，它裏面的東西可以存在警告性的作用，同時可以被忽略。
    這裏並不是要去批評Wikileaks，我相信Wikileaks對於專權的政府或者違反倫理的機構的確有警惕的作用，但在某種程度也扭轉了各個空間的景 觀。這裏也沒有意圖去爭論Wikileaks的好與壞，而是提供另一個思考網路現象的可能性，我相信網路現象的複雜性已無法以二元法判斷。

《亞洲週刊》二十二卷第十期